如果不接续考虑农村女性因婚嫁导致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变化和农龄变化，女性的股份必将受到损失，在超过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生产生活过的再婚女性损失将尤其严重。
二是采取警示谈话、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责令辞职。这些不适用政务处分的人员，均属于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也属于公职人员的范畴，但却不适用政务处分，其根据是这些公职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
它与党纪处分一样具有适用于国家机关内部成员的性质，并且政务处分与党纪处分的救济方式相同。监察机关行使国家监察权应符合法治等宪法精神和原则，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力边界。其次，政务处分共有6种，可以实现对公职人员违法行为轻重程度处置的覆盖。二、政务处分的法律性质与特征 （一）政务处分是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的纪律惩戒措施 对政务处分的法律性质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务处分是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采取的外部法律制裁措施。《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受到行政处分的公务员有权要求复核和申诉，此种复核和申诉是行政机关内部的救济机制，对复核和申诉不服的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除监察处理外，国有企业中没有国家机关编制的管理人员以及公办事业单位非管理类工作人员，也可以依照《企业国有资产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适用纪律处分，此种纪律处分具有行政处理或者内部责任追究的性质，但不属于行政处分的范畴。《监察法》虽然将国企管理人员视为公职人员，不再局限于高层领导干部，而是包括所有层级的管理人员。[13]例如，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0章。
(二)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的规范效力 从最浅显的文义上看，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即国家必须对公民的学术活动进行鼓励与帮助，换言之，宪法对国家设定了一种面向公民的作为义务，如果不对学术活动进行任何鼓励与帮助，显然违反了这种作为义务。[21]也就是说，要从学术自由这一基本权利推导出对下位法的制约，就必须以该基本权利的本身核心词即学术两字为中心标准进行演绎。注释: [1]参见于涛、陈金刚：《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江苏高教》2016年第2期。也就是说，科研经费的重要性问题从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的字面解读即可以解决——国家对科研经费的保障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要求，而且涉及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的保障，宪法要求国家对学术活动给予鼓励和扶持，因而科研经费是拥有宪法基础的，科研经费建设是人的基本权利实现的一环。
这种情况是违反科研一般规律的，也是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所禁止的情形。[29]关于国家评价与学术自由的矛盾，参见栗島智明「ドイツにおける近年の大学改革と学問の自由」法学政治学論究103号，第241页。
2.科研外部资源获得与科研自由存在紧张关系 科研自身规律的第二个特征是现代科研活动的外部资源取得与科研自由之间具有紧张关系。[8]参见前注[4]，王德志文。[15]关于德国宪法学上的受益权研究，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 《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成为问题的应当是科研人员隶属于高校或科研院所，接受来自外部企业或社会团体委托从事科研活动的情形，这种情况在我国即归入所谓横向课题的范畴。
因此，基于国家的公共利益特性以及宪法的约束公权力特性，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应当要求国家必须给予国家计划型科研相当高比例的经费分配，而这种比例应当至少不得低于对政策智库型科研的经费支持。现实中，基于国家财政、市场经济等因素考虑，立法过程和政治过程才是影响科研经费制度构建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不具备约束效力。宪法上应当被解释为既允许对其的科研经费实行预算制与统一财务管理，也不禁止国家对这种科研活动实行定期审核、定期报告等过程监督以及严控预算编制和费用变更等事项。当然，该文应当是从宪法的立法论(即如何制定宪法)角度来论述积极权利的非必要性，与本文解释论的角度立场有所不同。
[24] 学科型自由科研顾名思义是古典意义上的科研活动，即大学及科研院所中的科研人员不以任何国家任务、社会任务为前提，自由进行的真理探索活动。其二，从现实上说，我国法律与政策中对科研经费与教学经费是严格区分的，国家主要通过教学奖励、教学成果奖等(例如《教学成果奖励条例》规定的奖励)对高校教师的教学活动予以支持，并不与科研奖励相混淆。
其二，在通过立法手段自由形成国家科研扶持制度时，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又对这一制度形成施加了规范上的下限制约，从最低限度上对科研扶持制度的形成产生了约束。此时，甲只能依据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主张科研经费的给付，但并不涉及防御权保护。
[14]关于学术自由的性质分类，参见前注[10]，湛中乐、黄宇骁文。由于这种科研活动一般实行课题申请制(如2001年《科技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课题制管理的规定》)，因而也可称为课题型科研。[5]参见前注[3]，张千帆书，第228页。国家应当本着科研经费制度匹配科研活动类型、科研活动类型之间资源分配平衡的原则构建合宪的科研经费制度。也就是说，尽管国家计划型科研经费的支付、管理、监督当然是政治活动(行政行为)的一部分，但这种政治活动的本质仅仅是为真理探索提供帮助和支持而已，若将真理探索活动本身与国家施政混同起来，就是将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等同了起来，最终会阻碍学术、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然而，在我国，将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当作请求权显然并不现实，其无法通过司法过程具体化。
总之，在实行预算管理的基础上对国家计划型科研活动提供一种宽松、结果导向(而不是过程控制)的科研经费制度才符合科研自身规律，体现我国《宪法》第47条第二句的下限制约。从科研自身规律出发对科研活动进行类型化是必须的。
然而，与古典时代显著不同的是，现代科研活动的规模度、复杂度和困难度已经大大加深，许多科研活动如果不从外部获得资源(市场经济制度下主要指资金)的扶持与帮助，就几乎难以开展。第三，政策智库型科研是一种自由度最小的科研活动类型，由于涉及大量的价值判断，性质上类似国家政治活动，因而，德国的一些学者不认为政策智库型科研属于学术活动。
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2.科研活动类型之间资源分配的平衡 国家应当保证各类型科研活动之间的资源(经费)分配与结构设计的平衡。
因此笔者将严格以宪法学中的释义学(教义学)方法为基础，对下列三个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国家科研经费制度的重要性、国家对科研经费的管理涉及哪些宪法学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又对现实的立法政策与改革措施提出了哪些规范要求等展开探索，以期为国家顺利推进科研经费改革提供法学理论支撑。学术自由同样如此，尽管这项权利冠以自由两字，但实际可以被解释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性质，即所谓的消极权利(自由权、防御权)与积极权利(社会权、受益权)。也就是说，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费用比例与经费使用的调整与变更都应当被允许，且原则上告知登记即可，而不应当事先审批。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要求国家履行不作为的义务，不干涉公民的学术活动，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则要求国家履行作为义务，对学术活动予以鼓励和扶持。
程序规范说在一些国家的宪法判例中得到承认，[17]在我国同样也有对积极权利效力怀疑的主张。首先，国家计划型科研的执行过程并不适合采取定期审核制度。
摘要:在对科研经费作狭义定义的情形下，国家构建科研经费制度唯一的宪法依据是作为基本权利的学术自由，而非教育自由。[6]参见内野正幸「教育の自由」大石眞ほか編『憲法の争点』(有斐閣、2008年)，第114页以下。
如果大学与科研院所针对学者的研究业绩给予不同的科研绩效奖励，从而形成科研人员间的收入差距，是否不符合学科型自由科研的规律，国家是否需要对此规制呢？笔者认为，高校(含科研院所，以下同)出于鼓励科研、刺激学术生产的目的施行科研奖励政策并没有压制或违反科研自身规律，反而是促进科研人员学术上的动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产业型科研作为学术活动的一种当然应当受到学术自由的保障，科研经费制度的构建也应当尊重科研自身规律，过度限制实际上也损害了产学研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也就是说，科研人员对横向课题经费的获得与否不能与科研人员本身的工资、科研绩效奖挂钩，两者不能混同起来。三、学术自由条款的法律性质与效力 (一)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 既然科研经费制度与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学术自由相关，那么如何对学术自由与科研经费的关系进行解释呢？从理论上说，众所周知，近代宪法学习惯于通过基本权利性质的类型化，从而对其进行分别解释。[31]然而，笔者认为，政策智库型科研是一种介于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之间的中间形态，其目的是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国家施政，因而，即便最后的科研结论是以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为基础的，但是其达到结论所要依靠的论证过程与素材却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董玮：《提高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水平》， 《中国高教教育》2018年Z1期。
[7]参见湛中乐、黄宇骁：《当代日本教育法学研究评述》，载孙笑侠主编：《复旦大学法律评论(第5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115页。[27]参见前注[9]，山本隆司文，载同前注[9]，城山英明、西川洋一书，第156页。
换言之，作为一项国家的行政措施或政策，科研经费同样应当是法学，尤其是公法学即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给予关注的领域。然而，出于尊重科研一般规律原理，国家在构建这种类型的科研经费制度并亲自执行这一制度时，应当明确意识到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区分。
积极权利 编者按：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之举。那么，当人们论述科研经费的重要性，并试图依据某种规范对现实的一切立法政策予以指导和要求，宪法是必须出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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